与末端处理环节相比，生活垃圾收运环节落后了10年
◆各地政府在收运环节的投入占整个垃圾处理开支的60%~70%。如上海处理1吨垃圾，从收集到运输到末端处理，若总需400元，末端处理只需100元，300元都是运输成本
◆生活垃圾回收工作掌握在分散的个体垃圾回收人员手中。民间组织早就形成产业链，政府介入难。经过分散户二次分拣，剩下的垃圾，资源利用率会很低
以转运站为代表的垃圾收运环节，因其连接垃圾处理上下游而成为城市垃圾处理的中枢。然而，如此重要和拥有巨大市场的环节，其发展远远滞后，中国实践刚刚走过了艰难的5年。这5年，城市生活垃圾收运领域都经历了什么，有何改变，未来又将去往何处?
上海市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对黄浦区和静安区两个大型垃圾转运站立项，但直到2009年，黄浦区垃圾转运站才正式建成。由此到2014年，中国的城市垃圾收运开始了正规化、现代化的历程。
“20年的时间，我国第一次将垃圾转运站做成全封闭模式。这两个站的建设完全是根据我国国情自主创新的，没有借鉴国外经验，对全国垃圾收运领域来讲具有里程碑意义。”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谭和平在接受采访时说。
以转运站为代表的垃圾收运环节，因其连接上下游，成为城市垃圾处理的中枢。目前，各地政府在收运环节的投入占整个垃圾处理开支的60%~70%。
谭和平举例说，在上海处理1吨垃圾，从收集到运输到末端处理，如总需400元，末端处理只需100元，“300元都是运输成本”。对于如此重要和拥有巨大市场的环节，中国刚刚走过了艰难的5年。
1分类收运还没有找到好模式
8座城市试点垃圾分类。10多年来，分类标准经历多次变更;投放方式也有诸多探索;绿色账户推行缓慢
2014年5月1日，上海实施《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》，并计划在2017年普遍实现垃圾分类。这已是上海第三****规模垃圾分类改革。
早在2000年，原建设部曾选择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等8座城市作为垃圾分类试点城市。10多年来，仅垃圾分类的标准就经历了多次变更。
上海从上世纪末开始尝试单独回收旧电池。2000年上海市首次明确分类标准，实行特定地区“废玻璃、有害垃圾、可燃垃圾”分类和其他地区“可堆肥垃圾、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”的分类方式，2007年又改为“有害垃圾、玻璃、可回收物、其他垃圾”的分类。
2010年上海世博会后，开始有了干湿分类。2013年，生活垃圾被分为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、湿垃圾、干垃圾四类。
为鼓励居民做好垃圾分类，上海市近年在部分社区试点“绿色账户”激励机制。跳过拾荒者、保洁员和环卫工人，由垃圾回收企业直接与居民对接，“自助投放，自主积分”。
积分采取实物兑换、服务和权益兑换、信用和荣誉兑换、抽奖等多种激励形式，垃圾分类的质量有了较大提升。据统计，截至2014年12月，上海垃圾分类体系已经覆盖到260万户居民，每天生活垃圾的焚烧和填埋量，比2010年底减少了1600余吨，相当于减少了一座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厂。
“习惯的改变需要时间，‘绿色账户’推行了两三年，居民参与度还很低，靠激励机制推动垃圾减量也很有限。”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分析。
垃圾投放的形式也有各种探索。有的是放置投进去就不能取出的密封回收桶，“这种桶在沿街投放比较多，有利于后续统一管理，但小区用得比较少。”谭和平介绍，“社区里居民直接把垃圾装好放在门口，环卫工人上门收集，好处是不放置垃圾桶、少了一个污染点，缺点是人工成本太高。”
广州曾在2014年7月下发文件，效仿台湾模式，推行“定时定点+误时”的垃圾分类投放模式：将小区的垃圾桶搬走，居民每天早晚在规定时间把垃圾拎到楼下等垃圾车来收。
“这种模式要求居民的配合度非常高，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居民误了点或者等待垃圾车时，为了防止垃圾腐烂散发臭味，甚至会将垃圾冷冻到自己家的冰箱里。估计我们大多数家庭是不会这么做的。”张益说，所以一般根据不同小区居民的年龄层和作息特点，设置2~3个时间点，配备专门管理员配合居民扔垃圾，“但是这对管理又提出了高要求。”
这种模式在杭州的高档小区已经展开试点，但对社会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，还没有形成具备全国推广价值的模式。
现在，特大城市和大中城市多采取源头垃圾直接运输模式、流动车收集收运模式、集装箱+垃圾收集车收运模式等。中小城市多采用垃圾箱房收集模式、地下垃圾箱收集模式和垃圾通道等模式。“但都是在地方试点过程中，没有形成能推向全国的可复制模式。”张益说。
环境工程****
